第49章 王德贵的提醒

王德贵来的时候，沉逸川正在书房里改稿子。

电话是从楼下的杂货铺打上来的，老板在听筒里喊了一声“沉先生，有人找”，然后就把话筒递给了旁边的人。沉逸川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——“沉将军，是我。”声音不大，低沉，带着一种码头工人特有的沙哑。沉逸川愣了一下，才听出来那是谁。

王德贵。那个在码头扛大包的前军统行动队队长，那个几次给他通风报信的旧部下，那个在1952年春天蹲在墙根下吃红薯、被他远远看到却没敢上前相认的人。

他们约在旺角那家老茶楼。不是沉逸川常去的那家，是更偏僻的、藏在巷子深处的一家。王德贵选的地方，沉逸川到的时候，王德贵已经坐在角落里了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褂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领口有些松垮。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壶茶和两碟点心，点心没动过，茶已经喝了大半杯。

沉逸川在他对面坐下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。王德贵比上次见到的时候更瘦了，颧骨突出，眼窝深陷，皮肤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粗。但那双眼睛还是跟从前一样——不大，但亮，象是两颗被砂纸打磨过的钢珠。

“等了很久？”沉逸川问。

“没多久。”王德贵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动作很自然，象是在自己家招待客人。倒完之后，他放下茶壶，没有寒喧，直接开口了。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清。

“沉将军，有人一直在打听你。”

沉逸川端起茶杯的手停了一下。他轻轻吹着杯中浮在水面上的茶叶，吹了两三下，用杯盖拨了拨，端起来喝了一口。然后才放下杯子，问了一句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王德贵的声音更低了，低到象是在用气息说话，不是在用嗓子，“不是保密局的。我开始觉得可能是报社的人、是读者，或者哪个想请你写稿的书商——但这阵子在港岛、九龙多了几个生面孔，到处打听你最近在写什么、跟什么人接触、接下来准备写什么。问的方式很小心，不象报社那些人直接上门找张一鹤。他们是在暗处问，找码头上的人问，找报摊上的人问，甚至找过印刷厂的人。”

沉逸川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。

“不是保密局的？”他问。

“不是。”王德贵很笃定，“我在军统保密局那么多年，就算不是我认识的熟人，但是不是保密局的人我一眼就能看清楚了。他们的做派不一样。保密局的人做事，哪怕再收敛，骨子里带的那股骄横是压不住的。这些人不一样——太安静了，安静得不象是在找人，倒象是在等人犯错。而且他们问的问题，不是‘沉逸川住哪儿’，是‘沉逸川最近在写什么’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沉逸川沉默了。王德贵说得对。保密局要的是他的人，是他的住址，是他的行踪。而这伙人要的是他的作品——他在写什么，他下一步准备写什么。这种问法，更象是……他不往下想了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王德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了两折的纸，放在桌上，推到沉逸川面前。沉逸川展开一看，是一张手抄的纸条，字迹工整，没有署名，只有一句话：“请转告沉先生，《子夜》是一部很好的小说，茅盾先生写的是三十年前的上海。三十年后的香港，也许有人该写一写。”

沉逸川盯着这行字看了几秒钟，然后把纸条折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

“谁给你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塞在码头我的工具箱里的。”王德贵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，“我打开工具箱的时候，它就在里面。箱子上有锁，但我那把锁是个样子货，随便捅一下就开了。”

沉逸川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，茶已经凉了，涩味在舌尖上扩散开来。

“你最近有没有被人盯上？”

“没有。”王德贵摇了摇头，“我在码头干了这些年，跟谁都不深交，也不惹事。他们就算想从我这里挖什么，也挖不出来。但是沉将军——”他顿了顿，嘴唇动了动，象是在斟酌该怎么说，“你自己要小心。”

沉逸川点了点头。他把茶钱放在桌上——王德贵坚持要自己付，沉逸川没让。两个人站起来，在昏暗的楼道里握了握手。王德贵的手掌粗糙得象砂纸，骨节突出，虎口有一道很深的旧疤，大概是扛包的时候被绳子勒的。

“保重。”沉逸川说。

“你也保重。”

王德贵转身先走了。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回荡，一声一声的，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了。沉逸川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才慢慢地走下楼梯。出了茶楼的大门，午后的阳光刺得他眯了眯眼睛。他站在路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——穿西装的职员，穿旗袍的太太，挑担子的小贩，牵着孩子的母亲。一切都很正常，正常得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但他知道，有什么东西已经变了。

他没有去报摊，没有去书店，没有在任何地方停留。他径直往家的方向走，步子很快。一路上他注意观察身后——有没有人跟着他？有没有人假装在看报但实际上一直在往他的方向瞟？有没有人在他转弯的时候也跟着转弯？他没有发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