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章 《潜伏》专栏开了

沉逸川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手里握着那杯茶，热乎乎的，通过杯壁烫着他的掌心。

九千七百块。

两年。

他把这两个数字在心里默念了几遍。

午饭后，沉逸川一个人回到书房。

纸篓里的碎纸已经被林婉清倒掉了，打字机上的稿纸也收走了。桌面干干净净，连墨水瓶都盖好了盖子。只有那台打字机还摆在中间，铅字盘上的字码在午后的光线中泛着暗暗的铜光。

他在书桌前坐下，没有打开打字机，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，开始写字。

他把自己看过的所有谍战剧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

他发现一个问题。

后世拍军统为主角的谍战剧，真不多。

要么是反面角色，要么是花瓶，要么是用来衬托中共地下党的英勇。像馀则成这样以军统为背景、主角身份是军统特工、但最后转向共产党的，已经算是极少数的异类了。

他把笔放下，靠在椅背上。

“这不奇怪。”他自言自语，声音轻得只有自己能听见，“谁让他们是失败者呢。”

失败者的故事，怎么写都带着一股丧气。赢了的人可以尽情书写自己的辉煌，输了的人连回忆都要小心翼翼。他不想写那种“我军统少将英勇抗日”的自嗨文——那种东西，写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假。他也不想写军统如何迫害进步人士——那种东西，写出来就成了政治宣传，不是小说。

他要写的是人。真实的人、复杂的人、有血有肉的人。馀则成是，翠平是，吴敬中也是——虽然吴敬中的原型已经被他坑进了监狱。

但这样的人，还有多少可以写？

他把本子合上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
楼下的便衣还在，长椅旁边多了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，正举着稻草靶子吆喝。几个小孩跑过来，一人买了一串，吃得满嘴糖稀。

沉逸川看着那些孩子，忽然觉得自己在书房里憋得太久了。

晚饭的时候，他对林婉清说了一句话。

“明天我去茶楼坐坐。”

林婉清夹菜的手顿了一下，看了他一眼。

“不去写东西了？”

“不写。出去走走，看看人。”沉逸川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克己碗里，“灵感不是坐在家里憋出来的，是走出去撞上的。”

林婉清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。她只是点了点头，继续吃饭。

第二天，沉逸川真的去了茶楼。

不是从前常去的那家——那家离旧居太近了，而且他登报声明之后，那张照片被印在报纸上，保不齐有人会认出他。他选了一家在旺角的新茶楼，人多，嘈杂，谁也不认识谁。

他要了一壶普洱，一碟花生米，坐在角落里。

楼上楼下的人来来往往，有谈生意的商人，有聊天的家庭主妇，有打牌的老人，有跑堂的伙计端着茶壶穿梭其间。吵吵嚷嚷的，象是整个世界都挤在了这栋老旧的骑楼里。

沉逸川观察着这些人。

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对着报纸发愁，象是在找工作。一个老太太跟卖饼的小贩为了两分钱讨价还价，最后小贩认输，老太太得意地拎着饼走了。两个中年人下棋，下到关键处，围观的人比下棋的人还激动。

沉逸川端起茶杯，慢慢喝。
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他写了那么久的谍战小说，写的都是大人物、大事件、大阴谋。馀则成在天津站翻云复雨，翠平在敌后传递情报，吴敬中在办公室里算计人心。但普通人在想什么？在做什么？在担心什么？

他不知道。

因为他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他们。

这个念头象一根针，扎在他脑子里，扎得他坐不住了。

他放下茶钱，站起来，走了出去。

接下来几天，沉逸川像换了一个人。

每天早出晚归，背着林婉清给他缝的那个布袋子，装着本子和铅笔，满香港地走。今天去码头看工人卸货，明天去菜市场看主妇买菜，后天去公园看老人遛鸟。有时候蹲在路边看人下棋能看一个下午，有时候站在报摊前听人聊天能听半天。

林婉清问他：“你这是采风？”

沉逸川想了想，说：“算是吧。”

“采到什么了？”

“还不知道。先采了再说。”

到了第五天，张一鹤的一个电话打断了他的“采风”。

“沉先生，你最近有看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吗？”

“没有。怎么了？”

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，然后张一鹤念了一封读者来信。信不长，大意是说：“李少将不写第二卷了，我们理解。但能不能让他回答几个问题？馀则成到底爱不爱翠平？翠平后来知不知道馀则成去了中国台湾？穆晚秋最后嫁给谁了？这些问题在他脑子里应该有答案，不写小说也能回答。”

张一鹤念完了，说：“这样的信，我手里有上百封。沉先生，你有没有想过——开一个专栏，专门回答读者的问题？”

沉逸川沉默了几秒钟。

“你觉得这能